金义观察：从千亿目标到产值腰斩，义乌光伏为何跌下神坛？

义乌，这座以“世界小商品之都”闻名的城市，曾在2020年高调宣布打造“世界光明之都”，计划到2025年实现光伏产业总产值1000亿元，培育5家百亿级企业。

但是，当我们站在2025年4月回望，这个目标显得格外沉重——2024年上半年，义乌6家光伏规上企业产值仅185亿元，同比暴跌58%，龙头企业天合光能、爱旭股份的工厂开工率一度跌破50%。

可以说，义乌这座曾因“无中生有”创造小商品奇迹的城市，在新能源赛道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阵痛。

义乌的光伏产业崛起，本质上是政策红利与全球化红利的双重叠加。2015年《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光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出台后，当地以土地优惠、税收减免和物流配套为筹码，吸引晶科、天合、爱旭等头部企业落户。

到2023年，义乌已形成75GW电池片和59GW组件协议产能，光伏产品出口额占全国近20%，欧洲每五块屋顶光伏板就有一块产自义乌。

但这种高速扩张埋下隐患：2024年全球光伏组件需求约500GW，而中国单国产能就高达1264GW，义乌一地组件产能超过全球需求的15%。当2023年第四季度产业链价格雪崩式下跌时，这座“光伏之城”首当其冲。

多晶硅价格从每吨30万元跌至6万元，组件价格击穿0.7元/瓦成本线，企业库存积压高达60GW，义乌光伏园区内随处可见停工的厂房和闲置的物流车辆。

义乌曾试图复制小商品市场的成功经验，用“光伏+贸易”构建新优势。2024年开行的“中国电建号”光伏专列，将组件经宁波港运往缅甸光伏项目，一度被视为标杆案例。

但全球贸易壁垒的升级让这条路越走越窄：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将中国组件关税提高至254%，欧盟碳边境税将光伏产品纳入征收范围，印度要求组件本土化比例提升至70%。

2024年义乌光伏出口额虽同比增长247%，但利润率从15%压缩至3%，天合光能义乌基地负责人坦言：“现在出口一集装箱组件，利润还不如卖一柜子圣诞树灯串。”

更深层的矛盾在于产业链的“头重脚轻”。义乌聚集了晶科、天合等组件巨头，但上游硅料依赖新疆、内蒙古供应，下游电站开发受限于本地光照资源不足。

当2024年新疆多晶硅企业因限电减产时，义乌组件厂被迫“等米下锅”；而缺乏储能配套的光伏发电项目，在山东、河南等地遭遇电网消纳预警后，义乌库存组件更难找到买家。这种“两头在外”的产业生态，放大了周期波动的影响。

在2025年的光伏技术竞赛中，义乌的短板更加凸显。N型TOPCon电池市占率从2023年的23%飙升至60%，BC、钙钛矿等新技术加速迭代，但义乌主要产能仍停留在P型PERC技术阶段。

爱旭股份义乌ABC基地是个例外——其背接触电池（BC）组件双面率提升至75%，春节期间仍保持满产，但8GW产能仅占全市总产能的6%。

更多企业困于技术升级的高门槛：一条TOPCon产线改造需投入2亿元，而2024年义乌光伏企业平均净利润率为-12%，多数企业已无力投资。

人才短缺同样致命。鄂尔多斯职业学院光伏专业招生火爆的新闻，反衬出义乌的尴尬：这座以商贸立城的县级市，既无高校科研资源，也难以吸引高端技术人才。

某组件厂工艺主管透露：“我们核心研发团队都在常州总部，义乌工厂更像大型代工基地。”当山东推动“光伏+农业”“光伏+建筑”跨界融合时，义乌仍停留在组件装配的产业链低端。

义乌的困境并非孤例，而是中国光伏产业狂飙后的集体阵痛。但这座城市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用十年时间验证了一个真理：单纯依靠政策招商和产能扩张，无法构建真正的产业竞争力。

2024年下半年，义乌经信局在《光伏行业技改计划》中提出“保优汰劣”，关停15GW落后产能，同时对爱旭ABC基地等高效产能给予电价补贴。这种“断臂求生”或许能带来转机——2025年第一季度，义乌N型组件出货占比已从5%提升至18%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产业生态的重构。在义乌光源科技小镇，天合光能开始将光伏板与小商品结合，推出“可定制图案的发电玻璃”，试图打开户用装饰市场；东方日升与本地物流企业合作，利用仓储屋顶建设分布式电站，探索“自发自用+余电交易”模式。这些尝试虽未成规模，却展现出从“制造基地”向“应用枢纽”转型的可能。

义乌的故事给所有新能源城市上了一课：当补贴退潮、贸易壁垒高筑时，只有技术深耕与生态创新才能穿越周期。正如一位当地官员的感慨：“我们曾以为引进几个大厂就能再造一个千亿产业，现在才知道，真正的光明之都不是靠组件堆出来的，而是靠一度电一度电的价值创造出来的。”